关于格调的对话

       问：最近，有几位理论家不约而同地谈到了格调。这似乎是大家熟悉的老问题，但究竟如何理解格调，如何在学理上对它加以解释，所见的探讨文字还不多。记得你一些文章中谈论过格调，可否概括一下你的看法？

　　答：1990年，我为周思聪画集作序，首次探讨风格与格调问题。文章的概括是：“如果说艺术风格是艺术家把握世界的一种态度和方式，艺术格调便是对这种态度和把握方式的一种价值判断。人们可以勉强说风格无优劣（假设都是有个性的风格），却必须承认格调有高下。具体言之，格调是透过形式风格、语言和技巧运用折射出来的人格价值——寓于美中的真与善的程度，业已形式化、物质化的精神品位。在中国艺术里，格调是判定雅俗优劣和最终价值的主要尺度。”（《周思聪画集》，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90年。）

　　问：这说法很明确，但只从人格价值即善的角度谈格调，是不是不够全面？

　　答：是啊！这样说好像忽视了艺术性的因素。1992年，我在《水墨画：反省与展望》一文中，试图对上述观点作一补充：“格调的含义何在？一曰艺术本身的档次即艺术性的高低；二曰艺术内涵的深浅与价值；三曰与艺术形式、表现、内涵相联系的人格层次。概言之，格调是一种批评标准，它坚持艺术与画家人品、人格相一致的原则。”同一文章又借用康德的“合规律性、合目的性”谈格调标准的演变：“艺术也像人类历史一样具有两重性：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前者是自然性的体现，后者是道德性的体现。艺术性和艺术所体现的道德性价值，随着人和历史环境的演变而演变，但两者的并存、相互制约会永远存在。水墨的批评标准——它的具体的艺术标准和价值标准，不断增减变异，但艺术与人格相一致的原则不会变，在任何条件下都有效。这是人和艺术的本质决定的。”（《现代中国画论集》第434-435页，广西美术出版社，1995年。）这段话，是想强调格调不只是一个道德人格的问题，也包括艺术本身的问题。但把“艺术性的高低”和“艺术内涵的深浅”都拉进“格调”范畴，过于泛化，它自身是什么反而模糊了。格调不是布袋和尚的布袋，什么都可以包进来。1998年我写《笔墨论稿》时，试图再加修正。文章说：前一篇“强调了格调品评中的‘价值判断’，对艺术本身品位的内容有所忽视。”后一篇“补充”了“艺术本身品位的内容’，但这“艺术本身品位的内容”，应当是指“指相关于自然性的合规律性的程度，价值判断指相关于道德性的合目的性的程度。”——这一表述，是对第二篇文章提法的调整。我觉得，以相对模糊的“艺术本身的品位”即“合规律性的程度”取代“三曰”说，比较恰当。

　　问：“人品”指什么？古人的说法比较模糊。但从他们对具体书画家的论述中，可以体会到还是比较强调传统道德方面的因素。从艺术史看，画家的道德人品与画格画品有关，但也不是简单的“人坏画恶”，两者关系有复杂的一面。今天说“人品”以及人品与画品的关系，是否应当有新的解释呢？

　　答：说得对。我在《笔墨论稿》中，对人品与画品的关系作了新的解释：“这里说的人品或人格，应作广义的解释，即人的气质、道德修养、精神追求综合塑造的品格。人品的高下与笔墨方法及其熟练程度并无必然联系，但与笔墨风格特别是笔墨品质、气息一定相关。平庸的人格难免笔墨的平庸，飞扬跋扈的人品必有某种外张的笔态。这种必然的连带关系，决定了高格调笔墨的追求必然伴随着对完美人格与超越精神的追求，对庸俗、低劣、市侩、无灵魂和丑陋灵魂的拒斥。人性完美永远是一种理想，但不媚俗、不势力、不张狂、不萎靡、不虚伪、不贪婪、不猥琐等等，总是体现着一种崇高而切实的人格追求。传统绘画对笔墨格调及其与人品一致性的强调，正体现着中国艺术对真与善尤其是美的极大关怀。应该说，这正是中国艺术传统的本质特色之一。超越精神，是指中国艺术对世俗物欲（地位、金钱等）的超越，对真纯高尚精神理想的追求。它与西方观念中追求接近上帝的超验性、神性有一致之处，但又很不同，因为这种超越性始终不失人性的温暖与辉光。对笔墨格调的追求，是这种追求的特殊形式。”（《守护与拓进——20世纪中国画谈丛》第228页，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1年。）这段话，所论人品以及人品画品的区别与联系，似乎有一定新意，也有现实的针对性。

　　问：那么，我们就来现实的“针对”一下。在你看来，当下的中国艺术特别是中国画创作，在格调方面存在哪些问题？

　　答：主要问题是迎合市场，弱化乃至放弃精神追求和艺术品位追求。这是一个普遍现象。一些有天分和成就的画家，往往以风格化的形式表现出来，不断重复、复制已经定型的东西，不再进行创造性的探索；许多年轻画家则以他们为榜样，把精力用在打造风格上，一旦打造得差不多，也开始风格化的重复和复制。这种现象与市场的引导有密切的关联。因此，现在不是文化机关和理论家在引导潮流，而是市场、资本在引导潮流。美术出版物包括刊物、报纸以及网上的宣传，都自觉不自觉地跟着市场走，极尽打造、包装、吹抬之能事，而大家所追求的，是利益而不是艺术。如何处理艺术创造与市场、艺术批评与市场、艺术出版与市场等等的关系，已经成为一个迫切的课题。市场化是不可避免的，市场促进艺术的繁荣，但也会扼杀艺术。躲避是不可能的，惟一的办法是处理好它们的关系，这涉及市场的管理与自律、艺术家的社会、道德与艺术责任等各层面。西方发达国家的艺术也遭遇这样的问题，总的来说，他们处理得并不理想，但总是有一些经验可以借鉴。西方艺术批评有精神性的追求，但没有“格调”理论，中国的“格调”理论有它独特的价值，如果画家能够自觉的追求高格调，就能够较好地处理艺术与市场的关系。

　　问：你好像说过不同题材的艺术，对“格调”的要求有所不同，是这样吗？

　　答：从理论上说，“格调”理论适用于各类题材的艺术。但不同题材的艺术从不同方面反映人与现实世界的关系，其精神性的指向、范围也不尽同，这会影响到格调理论的适用度。在美术史上，作品与画家品评始于魏晋，以“一、二、三”“上、中、下”分等级，到唐代形成“神、妙、能、逸”四格（四品）之说。那时候，人物画已经很发达，山水花鸟还不成熟，品评主要用于人物画。但总的看，四品主要是指人物画艺术性的类型与程度，还没有把人品与画品、品格层次与艺术趣味的关系突出出来。到宋代《益州名画录》把“逸”品摆在第一位，到元、明、清更加强调画品与人品的关系，品评的对象已经主要转向山水画和花鸟画。晋唐时对人物画的品评，强调的是形神关系，即传神程度如何；宋代以后，强调的是形意关系，以及笔墨意趣（画品）所表现的品位高下。近代黄宾虹批评“明画枯梗，清画柔靡”，说扬州画派作品有“江湖气”，四王作品有“市井气”，都是从笔墨趣味谈及人格品位，继承的是元明清以来的格调理论传统。20世纪以来，人物画大发展，人物画主要面对的仍然是形神问题即造型与心灵表现问题，反映社会现实的深度问题。这二个问题与格调相一致但有区别。就是说，人物画的品评，要从造型与心灵表现、反映现实深度与格调三方面进行。相比之下，山水花鸟画仍可以格调为主来品评。

　　问：当代画家应当如何提高自己的艺术格调？有什么建议吗？

　　答：对于画家、批评家来说，格调首先是一个趣味和鉴赏力问题。我多次强调一个看法，即20世纪以来，由于种种原因，中国艺术家的鉴赏力大大降低了。画家、批评家应该有加强鉴赏力的自觉意识，通过多种途径（如多读艺术史、多看博物馆、搞点收藏等等）提高自己的艺术趣味和艺术鉴赏力。我认识的一些年轻画家和史论家已经这样做了，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当然，这不是“短期作业”，而是一辈子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