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媒体如何选择美术

公共媒体对美术的报道和评介，是美术圈外的公众了解美术的重要信息来源，当代公众实际上是按照公共媒体所显示的口径和角度来看待美术。当我们与美术圈外的人们谈及美术时，可以十分明显地感受到这一点。近十多年来，国内美术专业报刊，以及主流媒体中有关美术的内容，一直在缓慢然而明显地增长。可以预料，公众对于美术作品、美术家的态度，将越来越取决于媒体的引导和暗示。　　任何选择都是在它的目的和它不可逾越的限制之间的取得的平衡。目的和限制都不会是单一的，它们在不同层次，以不同形式左右和牵制着媒体的选择。当我们和那些媒体的编创人员谈话时，往往会听到他们对出自他们之手的媒体内容、形式的不满，一般情况下这是他们对那些不可逾越的限制的不满。值得探讨的是，如果他们不受任何限制，是不是就会出现完美无瑕的果实?结论当然是否定的。因为所谓限制并不仅是外加的，更重要的是自身的限制。
　　由于中国的“国情”——我们的政治体制以及由这一体制生发的新闻、出版管理机制。当人们谈到媒体的选择时，总是首先想到意识形态以及体现这一意识形态的文艺政策的决定性作用。确实，政策指导继续在发挥作用，但实际情况是，近十多年来，在美术这一特定领域中，党和国家的政策已经不再是媒体选择的唯一标准和唯一限制。党和政府并没有(既不需要，也不可能)给公共媒体划定有关谈论、评介美术的具体尺度、范围或者标准(除非异想天开地认为存在着某种专门针对美术的秘密渠道或者机密文件，但这对于美术来说显然无此必要)。目前国内不同报刊、电视节目在选择美术时存在的巨大差距，说明了媒体选择拥有足够宽阔的“自主性”和“任意性”空间。
　　但是在市场经济大局下，任何选择都不能完全脱离或违反媒体的经济效益。国内电视台实行的所谓“末位淘汰制”(对收视率连续居于统计末尾的栏目予以裁撤)，是经济利益决定选择的最直截了当的表述。正是这种经济因素的决定性作用，让知识界关心的“读书”、“美术星空”等等电视栏目接二连三地“下课”。为了自己的生存，媒体采取的应对手段不外以下几种：
　　◆ 寻找和制造媚俗的话题和内容吸引读者、观众，引起他们的兴趣和关注，以扩大发行量，提高收视率。那些耸人听闻的言论或者图像，往往与此有关;
　　◆ 满足读者、观众之外的赞助者的意愿，以增加对媒体、栏目的资助。专业人士难以理解的选择，常与此有关;
　　◆ 公开或者变相出卖版面和时段(如个人承包的“附刊”、“专刊”、付费版面等等)。这是媒体面貌暗转以及大量低水平图片、文字占据媒体空间的主要原因。
　　◆ 出卖刊号。常见于各地文联等群众团体、组织，将所属经营不善的文艺报刊转交他人经营，于是由纯文艺报刊变为流行时尚杂志。原先的主管者仅仅挂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