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官刊”与“民刊”两级格局打破了原有意识形态管制的整一性和办刊理念的一致性的话,那么“卖刊”与“赠刊”在商业利益与受众上的争夺则更多涉及国家经济政策与资本流通机制的问题。 简言之,“卖刊”就是读者需要掏腰包买下来才能够阅读到的刊物,“赠刊”就是不需要掏腰包、甚至不需要跑路、直接由工作人员送货上门的刊物。当然,当代中国“赠刊”毕竟是少数。多数刊物(无论是官刊还是民刊)都有定价。这两类媒体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的地方。相同的地方在于,对于媒体主办单位而言,肯定是要赚钱,因为在当代中国基本没有免费的午餐,我们的社会保障、福利、低保都少得可怜,更谈不上很多无偿基金赞助艺术等学术活动这回事。不同点在于,卖刊自身所承受经济压力稍微小一些,因为主办方从刊物售价同样可以回收部分开销,而赠刊承受的经济压力则要大一些,因为它们的资金来源多数要靠广告费。可以说,后者所考虑的因素要多一些。至于哪一类媒体赚钱更多,则应具体而论。这涉及到不同媒体经营团队所采取的经营理念、营销理念、宣传理念、销售理念等的合理性。 现状显示,“民刊”通常面临巨大经济压力,“赠刊”通常不会是“官刊”。同样因为中国社会体制的独特性,“官刊”通常都有稳定的经济来源,大多由政府部门主办和投资,它们在杂志出版之前就已经解决了投资费用回收问题,由是杂志销售量好与不好不是他们考虑的重点,甚至很多媒体主办单位不考虑这方面的问题,反正有政府养着,可谓坐吃山空。当然,“官刊”也有很大的局限性,虽然有稳定的经济来源、有合法的刊号,但政府的管制力量很大,自由度很小。而相比较而言,“民刊”没有稳定经济来源,有时很多刊物甚至短期内还没有合法刊号,但自由度显然要比“官刊”大一些,整个办刊倾向也更为轻松与娱乐化,意识形态意味不是很浓。很显然,机遇与风险性并存。 对于读者来说,“赠刊”更受欢迎,如果刊物水准也很高,那就会受到好评。因为当代社会慢慢向第三产业过度,即服务业等比重加大,所以读者更愿意阅读服务做得特别好的刊物。再者,“赠刊”像公共雕塑一样,具有强行观看性。当然,主办单位因为这个增加广告商的赞助、刊物因为这个而受到好评也是很自然的事。所以说,在受众群与影响力方面,“赠刊”较之于“卖刊”有很明显的优势。相反,很多门槛比较高的刊物和“官刊”通常有自大意识很轻视宣传和服务,所以很多即便自我标榜为当代艺术最有影响力的刊物,实际不过是自恋而已。 “赠刊”与“卖刊”显然都涉及商业利益问题,但这并不可怕,因为不管当代艺术也好,当代艺术批评也好,当代艺术媒体也好,排斥商业性已很不现实。并且抵制商业性的举动极为荒唐,因为商业与艺术、商业与批评原本不是天然的敌人,其之于当代更为明智的人而言,商业会成为艺术创造与批评的良好支持。而且,当代人似乎也应该努力使其关系良性化,也就是要努力构建新的资本流通机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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