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风眠
与二十世纪几乎同龄的林风眠先生是中国现代绘画史上“中西调和”论的首席代表。他不仅使自己作品的“光色水墨化，水墨光色化”，而且使自己的婚姻也来了个“中西调和”。他一生中的两位妻子，第一个是德籍奥地利人，第二个则是法国人。但是，正如他的婚姻并非十分美满（第一个妻子生子时病故；第二个妻子则在其57岁，也就是1957年时，携女儿、女婿由上海赴巴西定居。1978年，林赴巴西探亲时，已是79岁的老人。）一样，他的艺术创作也温吞得欠些火候。事实上，年轻时的林风眠也曾激情四射。1931年蒋介石到杭州艺专参观，在陈列室见到林风眠的《痛苦》一作，颇为不满，也就面有愠色地问林：“这是什么意思？”林答曰：“表现人类的痛苦？”蒋介石的发问与林的回答可谓风马牛，但是，蒋的看法还是对林风眠有所震摄，此后，林之日渐远离政治也是否与此有关？
四十年代即已沉入自我冥想中的林风眠难免孤寂。其笔下的秋塘、夜鹜、丛林、仕女也由此有了一层淡淡的悲情。即便是黑黝黝的丛林中跳出的那缕金黄的亮色也使人想到“哀艳” 两个字。不过，最让我不懂的是：似乎总是凄凄惨惨的林老先生，居然从1900年活到了1991年。那么，其一生中的凄云惨雾又是如何化解的？或许，这应归功于他常常用来息事宁人的一句口头禅——“算了吧，算了吧”。
但是，有一件事，老先生不肯算了。那便是艺术创作中的方形构图。约从1937年起，他开始“方纸布阵”。史论家说，方形布阵既能够使画家自己理性与情绪达致平衡，又能使读者渐趋宁静。果真如此，真是何乐而不为。
年轻时的林风眠得蔡元培赏识，25岁任北平国立艺专（中央美院前身）校长；28岁任杭州国立艺术院院长（浙江美院前身），可谓光芒万丈。然而，从其任校长起，无论北上，还是南下，学潮似乎一直跟着他，于是一会儿辞职，一会儿赴任，真是难为他。最可恨的是，“文革”中竟以“特务”之名入狱四年，如此际遇，怎不使人萌生去意？1977年，林风眠获准出国探亲，但是一到香港，他就再也不想回大陆。
林风眠个子小，脚也小，买鞋时往往要买女式的，然而，就是这个小老头发出了传统中国画应该告一段落的宏音。他的传记作者郑重先生这样评价道：“他是意境的营造者”，“他有别于黄宾虹与徐悲鸿，前者是历史的总结者，后者则在中西传统的夹缠间扮演一个尴尬的角色，而林风眠则把身体平卧在历史上，好待后来的人平稳地走过去。”遗憾的是，后来的人，也就是今天的我们走得好像并不平稳。
贾又福
现为中央美院国画教授的贾又福先生实在有福。不仅作品卖得好，作品集类的印刷品也在坊间热销。于是一些论者热昏了头，忘乎所以地许其作品为“灵魂的化石”。如果这样弄下去，贾又福就不会“有福”，而是要“折福”了。
作为李可染的出色弟子，贾又福的山水画别立一格——以阴柔求雄阔。尽管他的《穿破固垒》一作雄强得有些抓骨挠心，但依然不能改变其作品阴柔之中求雄阔的总体美学特征。为了神游大化，他温温柔柔地舒开了自己黑色的双翼。这黑色的翅膀一旦掠过诗神的密林，自会挂上些许“诗叶”，进而让人心里发痒。但这诗情绝不会是李白飞流直下式的豪情，而是月鸟朦胧。有人说，中国文化属水，而水墨更是水中之水。随物赋形的水墨跟着贾又福在中原大地一遍又一遍地磨洗太行山，而且一家伙洗了几十年。有了这等工夫与功夫，贾又福笔下的太行山已非革命语境中的铜墙铁壁，而是温柔的云与雨。曾在军中作过参将的晚清画家虚谷说：“石即云也，云即雨也。”而这话正是贾又福最喜欢也最乐于引用的。
贾又福的山水较之老师李可染的作品更加强调了块面与装饰，也有了自己的独特语符，但其少了笔墨本体上的内涵。他那黑黝黝的大山中异常坚定地挤出的那道白光也有着老师的影子。至于画面中时而露出的那缕金色的光则更让人想起林风眠50年代的作品——《秋林》、《村舍》等。
其实，贾又福最最渴求的恐怕还是壮美，他好像也在雄阔之中到了这一层，然而，其作品在求大气的同时，局部处理上又总让人有心虚之憾。启功说，所谓当代名家就是古人的长处加上自己的毛病。我不知道是否应该将贾又福归入这类名家，我只知道这艺术的路是真他娘的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