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于土地却又直指天空的树把大地、天空以及生命的水连在了一起。由于这一关联,“树”也就具备了象征 的意义。圣母玛利亚就被看做生命之树。生命是树,树也是生命。具体到黎雄才,我愿称其艺术为树之生命。在当代画家中,擅画树、尤其是松树的画家或许很多,但能如黎先生那样画出松树的苍郁,并以之成就山水画艺术甚至几乎无松不成画的画家,就寥若晨星了。也正是在这里,黎雄才才凸显出来。他不仅与老师高剑父拉开距离,而且,也从横山大观、菱田春草一派的“朦胧体”中脱出。其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创作的《黄河之水天上来》,六十年代创作的《鼎湖补山亭》、《井冈山双马石哨口》、《爱晚亭》,七十年代创作的《周总理岚山诗碑》、《清晓猿啼》,八十年代创作的《黄山清凉台》、《引水图》、《峨眉洗象池》等作品,不仅在时间上延续了松树的题材,而且在艺术生命上绵延了松树的精神——韧性、友谊与长寿。因了松树的这些象征,黎雄才的作品便更多回忆的情愫,比如他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大量创作的有关革命圣地类题材的作品。在艺术本源上,黎的作品仍未完全脱去岭南画派的“写生”特征,作品物象也更具自然之实,岭南派的那套勾、勒、点、染、烘的笔墨程式亦历历在目。徐悲鸿曾批评高剑父早期的画有如海鳗干,“其味太鲜,不宜多食”,但黎雄才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之后就几无此“鲜”了。在色景交融中,黎家山水静穆之中自有苍郁之气。一美术史家慨言:岭南画派第二代画家中,名气最大的是关山月,画得最好的却是黎雄才。之所以如此,或许是在“沾光”方面,关比黎更幸运吧,否则,与傅抱石合作《江山如此多娇》的为何是关山月而非黎雄才呢?而关又为何这么幸运呢?还是留给美术史论家们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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