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山月的两幅广为人知的作品——《江山如此多娇》（和傅抱石合作）与《俏不争春》都是为事为时之作。缘于这种白居易式的事与时，关山月的作品也就有了史诗的感觉。这种感觉常让我无端地想起《艳阳天》、《创业史》类的长篇小说。其实，在践履白居易的所谓“文章合为事而作，歌诗合为时而作”方面，关的老师、岭南画派的创始人高剑父先生早就迈出了自己的脚步,只是这一主张被其本人实践得过分生硬。不过，他的教诲——艺术要与国家、社会和民众发生关系的主张却春风化雨般地滋润着关山月。可以说，关山月一生的创作都是在寻求这一“关系”。但是，“关系”终究是柄“双刃剑”，弄不好就会堕入庸俗。关山月的可贵之处在于，他的作品总是通俗而非庸俗的。即便是“庸俗”已经成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的主题词时，他的《绿色长城》（1974年）一作也依旧吐露着生命的清新。至于他1954年的《新开发的公路》一作巧妙地以猿猴惊异于山河之变的情态，进而从侧面展示画面主题的手法（刘曦林语），则更具匠心了。 通俗但绝不庸俗的关山月最喜崇高。为此，他便常常采取层峦叠嶂式的满构图。如此一来，最易形成威压性的崇高，但关山月从骨子里反感威压，他去威压而取平易，在平易之中追求一种浑厚的而非险峻的崇高感。这样，他的构图视点也就多为鸟瞰；图式上也多以平远、深远为主。对此，徐悲鸿曾有语赞：“以红棉巨榕乡人而抵平沙万里之境。” 那么，关山月的作品为何是通俗而又平易的？原因很多，归纳起来，大致是他的作品多以写生为主。他曾说，“不动我就没有画”，而“动”就是外出写生。对于写生的过分强调，使得关山月的作品在由客体对象向主体心性升华方面显得薄弱，他的作品也大多停留在写生式的写实上。这就使其作品通俗易懂。 关山月的作品长于叙事的宏大却短于直指人心的疏简。故此，原则上，他仍是人民画家而非文人画家。他作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秋溪放筏》、《秋色》以及作于九十年代的《九十年代第一春》等也的确是不可多得的大制作。然而，真正使关山月在世俗层面深入人心的作品却是他的红梅图类作品，比如曾被日本人奉为“世界名画”的《俏不争春》。应该说，在“与国家、社会和民众的关系”上，关山月的红梅图是成功的，但是，这一成功的“红梅图”却被艺术家讥为“剪纸窗景”。它不是“不争春”，然是露春。而这是否就是“关系”这柄双刃剑的另一锋刃？ 绘事之外，关山月亦好弄些五言七律。他的这些所谓的律诗更像表决心式的叙事文。绘事尚未堕入庸俗的关山月，一不留神，还是庸了一把。看来，风雅还真不是可以随便附庸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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