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味蕖 花助人香，酒使人豪。在画家之中，能够而且乐于豪饮者比比皆是，但是，郭味蕖例了这个外。他不仅不善饮，而且画无醉笔。这样的结果是画无败笔的同时也致其作品有些碎杂，闪、删、变不够数（张茂材语）。因了这两点，美术史上的郭味蕖也就只能落在齐（白石）潘（天寿）之后了。然而，作为花鸟大家，郭味蕖又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这便是他的花鸟创新精神以及由此形成的淡静隽永的风格。在美术史论家刘曦林先生著的《郭味蕖传》（山东美术出版社1998年版）中，这一点已不容置喙。但是，我所关注的是郭先生作品的士人气以及这种士人气在特定时代的一种“变异”。 郭家是潍县（现潍坊）大户，郑板桥去官后，曾借住郭家南园数月。郭的曾祖郭藕汀与赵之谦交厚，喜藏字画。郭妻陈君绮的高祖陈介祺更是大藏家。坊间流行的《十钟山房印举》收录的便是陈氏藏品，著名的《毛公鼎》亦曾为其镇宅之宝。此等文脉下，郭之士人气已然浓烈到西学不足撼之的境界。这也就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曾经扑腾过西画的郭味蕖又回归国画的重要原因。回归国画后，郭之作品在意境与题材上都在延续着传统国画。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几年，郭的这种延续并未终止。随着政治运动的深入，他的“地主出身和地主成分”使其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但他没有抱怨，而是真的以为自己有了问题，并且心甘情愿地改造自己。于是，五十年代末，以《喜丰收》（1958）为标志，他创作了一批农家题材的作品，比如《疏香图》（1960）、《农器》（1961）、《归兴》（1962）、《银锄》（1963）、《午梦》（1963）、《田园丰熟》（1964）、《鸡舍图》（1965）等。因为这类作品，郭的士人气中也就逐渐浓起农家味。在农人与士子之间，郭走出了自己的路——一个被改造的文人士子的农家之路。 据《郭味蕖传》说，郭不苟言笑，高兴时也只微笑一声，不会说人长短也不会恭维人。然而，他的息事宁人并未使其逍遥世上。1970年，他被中央美院以疏散为由遣返故里潍坊，次年故去时仅只六十三岁。由于政治灾难，而在这个年龄故去的艺术家太多了，多到我已有些麻木，但是，从造反派查抄郭味蕖家的上交财物清单中，我还是感到了说不出的疼痛。单中写道：“十一块寿山鸡血石折价八元，青铜器按黄杂铜折价每斤一元两角，祖传锡器按上锡、中锡、下锡分别论斤折价，古旧宣纸按‘烂纸’折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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