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笔墨当随时代”的当下思考

“笔墨当随时代”最早出自清初画僧石涛的一段画跋，这句摘出来的名言几经相传备受推崇，及至今日俨然已成为时下一些业界人士求新取异的堂皇口号了。

综览中西美术史，但凡好的艺术作品——无论其形式上是“崇古”抑或是“求新”——概莫能外，都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体现出“随时代”的显著“现代感”。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提出“歌谣文理，与世推移”[i]，意即艺术需“与时偕行”。马蒂斯也曾说，“各种艺术有一个不仅从个人出发，也从一代代的意志出发的演进，个人是继承前代的……这时代和我们之间究竟有一项联结，没有人能逃脱它。”[ii]“笔墨当随时代”承认了艺术创作不能逾矩的自然法度，揭示了艺术风格演变的客观规律，即艺术形式和语言是时代人文精神的恰当反映。然而当代绘画的观念形式千态万状，画家在责无旁贷地探求时代文化精神的同时，更应关照在时代性审美观念下自己的体悟和情感，从而创作出真诚的作品，实在没必要也不应当固守在一种审美模式中“批量生产”艺术。

由此可见，笔墨“与时俱进”是一种不言而喻的历史规律，属于既定现实的客观存在。倘若再拿它充做标榜新异的口号，未免有故作姿态之嫌。近年来，当国内艺术“遭遇”市场之后， “笔墨当随时代” 一说尤其时兴起来，一些急功近利的画家盲从时尚，以变异求新颖，以狂怪求个性，笔耕不辍地“生产”出面目全非又或似曾相识的“艺术品”，妄求在国际化的艺术潮流中也能分一杯羹。这些偏激的“新潮画家”，往往忽视对自身文化素养和绘画技巧的锤炼，也缺乏对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领悟和尊重。他们把艺术家的使命托付给市场，顺应“时代大潮”的裹挟亦步亦趋却丢弃了自己的话语权，在创作中缺失心灵的对话和对真善美起码的诉求，动辄将“笔墨当随时代”做冠冕之词，其功利之心不过是欲盖弥彰。今天的绘画创作早已卷入了商品流通的领域，精神产品的全面商品化导致了多种世俗力量直接介入了画家的创作，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正消解着画家的艺术良知和创造精神。“时代”造就的贪婪者正诠释着它的伤痕,“时代问题”导致的浮躁与虚伪幻化成诸多令人目眩的“泡沫”，各种名目的“风格”、“主义”堂而皇之地顶着艺术的光环拥堵了艺术殿堂……“乱花渐欲迷人眼”，身为创作者，我们在这躁动的浮华中亟需恪守自己的内心，保持清醒的头脑，以免在甚嚣尘上的“时尚”包围中迷失了正确的价值判断，湮埋了最初的创作理想。

“笔墨当随时代”的核心涵义在于“时代”——如何把握“时代”的观念，是充分理解整句话的关键，对我们的艺术之路也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全球化时代”在当前是一个十分时髦的词汇，套用狄更斯的那句话——“那是好得不能再好的时代，那是坏得不能再坏的时代”[iii]，“与国际接轨”的大势造就了一个开放自由的世界，为人类的发展状态提供了全新的角度和平台。从未有哪一个时代，中西方文化艺术领域的交流能够如此无所顾虑，丰富前沿的外来信息冲击着大众的耳目，国人传统的审美判断与对视觉样式的喜好也理所当然地发生了新的转向。然而，历久积淀的传统文化在这个“对接”的时代却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贬值衰耗，西方美学的渗入催生了一批热衷涉猎“时尚艺术”的流行艺术家，他们追捧西方时兴的新样式，苦心孤诣地要区别于大众审美却又迎合主流意识牵强附会，最终生产出一批批刻意为之的“加工品”。当年石涛恐时人作画一味习古而致“无复佳矣”，其实，复制舶来品与复制国产古董的性质并无二致，没有感情漠然空洞的作品，有时连作者自身都不能认同，便无法妄谈打动读者，时代的烙印更无从谈起。

“时代”与“时尚”这两个概念本不应被混淆。“时代”并不是传统日历上单薄的那一页片纸，“时代”一词暗含着国族精神的传承性与恒久性，即使历经世代沧桑，其本土文化的自性仍旧鲜明。显然，时代艺术的产生不是无壤之花，它的开拓起步于对经典的认知，而时代审美又势必会被历史的长河纳入。综观艺术史，从表面上来看，艺术的风格流派如同走马灯一般在“时代”的舞台上一一谢幕，仿佛是曲终灯息便作罢，但是在艺术样式的深层，则冥冥之中存在着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审美心理及文化艺术精神在顽强地延展。克莱尔认为，艺术的有效性在于一种不变内容的恒久性，历代的人们重新发现这些内容，重新赋予其意义和生命。这样一来，前人的艺术成就敞开了一种艺术精神之源，后人必然沐浴与徜徉其中，汲取营养并继续一步步探索和递进对“美”的认识，在这一过程中，一些革新性的艺术作品突破当时的程式因素，闪现出艺术个性的独特魅力，成为时代风貌的艺术珍品，也为 “美”的旅程树立起新的里程碑。艺术适应的是时代人文精神，伟大的画家肩负着建树时代审美的重任，强烈的使命感驱使他们要对这个时代负责。他们有着强大的自性把握能力，不把审美局限在笔墨上，不入时趋，亦不仆从于利益的驱使;好的艺术作品也绝不只是在寸长画纸上机械地记录时代表象，它能够逾越任何“时尚”的阈限并延续艺术的本真，附着时代气息却不刻意迎合。传世流芳的艺术作品，无不基于传承的底座，在时代的大环境下绽放异彩。

本土艺术与外来审美多元一体和而不同，是当代艺术家求解全球化时代与民族艺术多样性的路径之一。华夏文明植根于欧亚大陆的东端，自成一套完整的审美体系。中国传统文化曾在古东亚协和万邦，中国的绘事已衍兴几千年，传统审美心理的嬗变非在朝夕。站在传承的基点上看，“笔墨随时代”并非意味着脱离本土环境，生搬硬套西方程式。东西方文化的基点迥然相异，各有传承和发展的轨迹，华夏文化艺术源流不可能完全被西化被湮没，蔑视传统跟风时流势必会不伦不类。在全球化进程加快固有体制土崩瓦解之际，中国当代绘画处在了传统艺术变局的风口浪尖，发扬民族文化多样性、创造具有民族特色的当代绘画成为当下艺术家义不容辞的使命。我们自当胸襟开阔、海纳百川，更不忘饮水思源，树立华夏当代民族之魂。中国艺术家应当有自己的策略，本着民族自立的原则在借鉴和消化西方艺术观念的过程中采取选择性立场，在传统的基础上以创造为主导，建构自己的当代艺术价值观。

传统源流一旦被砍断，势必会引起文化的流失和审美的断层。当前，面临西方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冲击与当代社会价值观的畸变，国内的架上艺术生态产生了空前的陌生与困顿。单就表象论，当下的艺术生态可谓是“百家争鸣”、花样频出，这种虚张声势的“热闹”被曲解着，被强调吹捧着，却又那么底气不足。在美术界，一方面普及的电子影像技术与网络技术以极为便捷的方式炮制出铺天盖地的视觉图像，严重地消解着传统绘画的直观功能，也消解着绘画中能够唤起常态美感的视觉形象;另一方面，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机会均等、选择自由的经济关系唤起了群体对文化平等意识的诉求，认为艺术品的创造权并非由少数艺术专业者所独占，普通艺术受众也可以从事艺术活动。于是，涂鸦、影像、装置、行为等艺术形式盛行起来，而溯源文化道统和绘画技巧的传统艺术形式则日趋式微——观念正消解着艺术语言。在此环境下浸淫的大众经济文化必然使艺术形式在类似的审美趣味下趋向同化(更或说是趋向西化)，而这恰与艺术所追求“唯一性”的本质背道而驰——尽管在此艺术生态下衍生出了大批热情的“当代艺术家”，他们崇尚“新就是美，奇就是美，怪就是美”，缺乏对客观物象的独特审视与对人类文化精神的独特阐释，只迷恋于对样式、材料的猎奇与翻新上……如此种种的逐时流追风尚，与其自鸣是“时代的烙印”，毋宁说是时代粗糙卑琐的疤痕罢了。潘天寿在《论画残稿》中说，“若少骨气，欠修养，虽特技巧思，偏才捷径，而成新格，终非大家气象。”[iv]

“时代”与绘画本体性并不相悖。无论在何种时代背景下，追求完善的绘画本体性都是画家的必由之路。绘画的本体不仅包含个人阅历、文化素养、生活经验等对绘画的影响，更包含画家对客观物象非凡的体察领悟能力(即天赋)以及凝练的绘画语言。绘画的本体性最终指向的是艺术的真实，这种真实是艺术家真挚情感的外化，体现了艺术家的朴素思想、宇宙的深奥哲理和人类生命的本质，而生命的本质则体现出一种对自由无限延展的强烈渴求。时代的审美文化意识必然趋向于生命意识觉醒之后的人，也趋向于人在能动实践和自由创造中产生的理想形式。现代化社会改善了艺术家的生活状态，却也让本真艺术渐渐远离了我们这个时代。疏于山水的都市人早已不复秋月之心，我们为汲汲营营的生活所累，为纷繁芜杂的信息所扰，为光怪陆离的世界所惑，于是倾听内心呼唤、关注本真的愿望就更加强烈，更加渴求通过“真性情”的艺术来荡涤俗世尘埃，一抒心中久负的抑郁。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时代” 的审美又何尝不是在呼唤传统民族艺术精神的真谛呢?

最后，再让我们考证一下“笔墨当随时代”的原文出处——“笔墨当随时代，犹诗文风气所转，上古之画迹简而意澹，如汉魏六朝之句，然中古之画，如初盛唐之句，雄浑壮丽;下古之画，如晚唐之句，虽清丽而渐渐薄矣;到元则如阮籍，王粲辈，倪黄辈如口诵陶潜之句悲佳人之屡沐，从白水以枯煎，恐无复佳矣。”[v]通读之下不难看出，石涛于康熙四十二年癸未(1703年)居扬州时写下的这段话，其本意很有可能被后人的断章取义给曲解了———如果把“笔墨当随时代”看做是前提假设：笔墨倘随时代风气，也会象诗文一样，终落个“无复佳矣”?晚年石涛究竟是否赞成“随时代”的笔墨观确有待商榷。当然，如今单从字面上再考证语义实有附会之嫌，但石涛在当时批判袭古之风的立场是毋庸置疑的。古人学有师承的系统，最是批判因循守旧，而时下的绘画在市场运作中所呈现的媚俗迎合之态，其实与袭古之风的矫揉造作本质上并无二致，因而，现今我们则需要一种在继承中发扬的朴重态度。南齐谢赫在《古画品录》中主张“迹有巧拙，艺无古今”，确实，艺术蕴涵着真善美，它建构在在独立的人格与真实的自我之上，是人类灵魂的真挚颂歌。所以，“随时代”也好，“不入时”也罢，面对着艺术家当前最大的敌人——艺术精神、艺术标准和艺术本体的缺失，笃守人性的本真，抒发真性情才是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