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士，为官的心计

“隐士”可谓是一词多义。旧指隐居不仕之士，又指过着悠闲生活情趣的闲人。首先是“士”，即知识分子，否则就无所谓隐居。不仕，就是不在仕途，终身在乡村为农民，或遁迹江湖经商，或居于岩穴砍柴。隐士似乎是一群神秘的人，又是让人羡慕的人，这些人与俗人区别于生活不愁，衣食无忧，既无和尚的清心寡欲，又不同道士的神圣超凡。不过，历代都有无数自称隐居的人，但皆不可称为隐士。

简单地说：隐居是中国官场之人、好文之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其实不然，隐居是一种为官之人的心计，是躲避政治斗争的隐身术，这种心计犹如官场上的称病不出、虚称年老体弱、甚至回乡奔丧丁忧。此实为心思种种，又愿望为筑一庭院，种花养草，饮茶聚酒，舞文弄墨……以求过一种看似与世无争，修身养性，却多为绵里藏针，图谋东山或局外摇扇的“隐政”生活。隐士，总的来说就两种人士：仕隐和文隐。仕隐则为官之人因官场的“纠结归隐”；文隐则为文人无所抱负的“无奈而隐”。前者有真隐也有假隐，后者是看破世尘不得不隐。晋代王康琚之《反招隐诗》云：

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

伯夷窜首阳，老聃伏柱史。

这首诗是说隐居不必像伯夷一样隐居山林，老子在朝廷中也可隐居。王康琚认为，老子是真正的大彻大悟的隐士。其实不然，既隐又何必在乎居于何地，要想“超凡脱俗”，山林与朝廷的区别也只是地理位置，再有的区别也就是头上的冠冕和屁股下的位子罢了。中国历史上名气最大的“隐士”当属诸葛亮，但他也只是高卧隆中，自比管仲乐毅，日夜分析天下政治形势，揣摩各帮政治家的心思，并未打算终老山林茅庐，是为典型的“隐而待仕”的高人。当诸葛亮遇到他心目中的真主刘备，他虽心动，只是故意让刘备一再邀请，演了一出让刘备“三顾茅庐”的戏，最后还是表白了自己的心迹。不过，入仕后的诸葛亮功绩宏大，陈寿在《三国志》中评价他是：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 

隐居之人称为隐士，由于其隐居原因的不同，因而心境也大不相同。荀子曰：“天下无隐士，无遗善”。荀子所言太超前了，天下哪来真的隐士哦！不过，历代政治家都知道“隐士”有一定的社会影响，所以一方面为了招纳贤达，收囊为治国待用；另方面，也是最主要的方面，就是为了笼络人心，粉饰太平，装点政治门面，拉些隐中名士入伙，并给予一定的社会地位，免“隐”中生事。除此之外，隐士中有被免官赋闲的，又有沽名钓誉的；有辞官不做的，又有不愿为官的；有为博取美名的，又有避祸躲藏的……他们的心境有嗤笑朝野的，也有心灰意冷的；有超凡脱俗的，也有提心吊胆的；有窥伺时机的，也有悠闲自在的。在仕隐踱步之中，表面上往往是心如止水，实为处心积虑，待抚平创伤，再一展心中大志；在文隐耕作之中，实际上身居山野草屋，却为寄情山水，醉于琴棋书画，自求一醉一陶然。

隐士以隐为攻略，窥机待发的“隐士”比比皆是，可谓是官场上的隐逸之徒。如唐代王维，他是诗人，有“诗佛”之称。但他为官则是时移势迁之人。他做过太乐丞，此官相当于现在国家交响乐团的团长，后因犯皇家禁忌私自娱演的“舞黄狮子”被贬官。他隐居一段时间，又任凉州河西节度幕判官，此后他半官半隐，伺机而动。安史之乱后，他出任伪职，战乱平息后被捕入狱。若不是他在任伪职时曾作诗抒发亡国之痛，思念朝廷之情，再因其弟王缙平叛有功请求削籍为兄赎罪，恐怕王维是难脱死罪。再如元末明初的王蒙、明末清初的董其昌，均是先做官，然后又隐居，待朝廷征召或寻机东山再起，之后再归隐，实为政治投机之徒。不过，明朝也有个隐士叫陈继儒，他既是文学家又是书画家，他不做官，但极善于在高官之间游走，有人写诗讥笑他：“翩翩一只云间鹤，飞去飞来宰相家。”可见他与高官们的交情。

还有心计更高一人，他是南朝齐梁时的陶弘景。他曾侍从孝武帝刘骏征战有功，被封晋安侯，后成为南北朝的道学家、中药学家。虽然，他隐居山中，但他凭借自己在官场上的影响，朝中大事还向他请教，被称为“山中宰相”，自由自在的隐在山中，干着卖官鬻爵的生意。与陶弘景不同的是唐代的卢藏用，他苦心孤诣地在山中混了好些年。皇帝在长安办公，他就住终南山；皇帝移驾洛阳，他就跟着跑到嵩山隐居。于是大家都知道这小子醉翁之意不在酒了，赠给他一个“随驾隐士”的外号。果然不出他的“定力”，终于有一天朝廷让他出来做了官，而且不出几年就官至礼部侍郎，后来又成了太平公主的男宠。不久，他的好友司马承祯无心仕宦之途，想退隐天台山，卢藏用建议他隐居终南山。司马承祯却会意地一笑说：“终南山的确是通向官场的便捷之道啊。”这便是所谓“终南捷径”成语的由来。此后，卢藏用靠着太平公主这株大树，尽情地“趑趄诡佞，专事权贵，奢靡淫纵”。最后，太平公主策划君临天下未果，卢藏用被流放岭南。

其实，真正的隐士是很少的，像宋人林逋隐居杭州孤山时，种植梅花饲养仙鹤，终生不娶，人谓“梅妻鹤子”。可具有这般高尚淡雅情怀的人又有几个呢？这也只作为一个文化典故罢了。在众多隐士当中，南朝宋画家宗炳，当时朝廷屡次请其入朝作官，他都居隐不出。此人擅长书法、绘画和弹琴，特别信佛，喜欢漫游山川，曾西涉荆巫，南登衡岳，后病老才回江陵，自称：“澄怀观道，卧以游之”。元代的吴镇也是如此，他寄情于山水之间，笔墨纸上，是为真正意义上的隐士，他们同为仕而隐的人完全不相干，即使有时机、有环境、有条件，即便朝廷多次派人请其入仕，他们也拒不出。而与宗炳同时代的陶渊明，起初不是这样，他因对官场不满而解冠归去，之后以诗为伴就变成“真隐”了。不过，宗炳、吴镇等人不愿做官，却成就了他们的名声，故而成了鼎鼎的名人。即为名人，其墨宝自然也有了高端市场，生计自然无忧，这点要比陶渊明的境遇强多了。

隐居，成了一种中国官场之人处事的心态象征，成其为文化也是一种焦灼与无奈。而中国文人求做隐士，实为化解心中的苦痛与郁闷，借山水花草欲表自闲的优雅，传达自身人格、人品和德化，体现自己笔下压抑的灵动、雍容，似潺潺小溪，闲闲地流淌，借景抒发心中的积怨。这与先官后隐，半官半隐，隐而待动既有心心念念，又是半遮半掩。自古至今，隐士们的身影处处而显，他们似乎始终在权势和金钱之间躲躲闪闪，又若即若离。但要真正剥蚀了隐居文化的外衣，挖出隐士最深处的清冽甘泉，可谓是汩汩有声！展示了代代相传，清澈实腐的为官文化和自恋文人的体味。在中国历史上，虽说隐居之人其原由林林总总，除了想其各种办法来提升隐居的效果，也有确实无奈而隐的隐士。如明末清初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他们“隐居”只是为了表示不与清王朝的合作，实际上从事最激烈的反清斗争，这一批人是为政治意义上的隐士。再有就是那些清苦的读书人，他们一方面不甘心仕途无望，另一方面又自觉世道炎凉，又不愿“入俗”民间，以求所谓愤世嫉俗的清心寡欲，故而苦隐。

隐居除了变相的图谋手段，若要想做到正真的与世无争，这些都不是为之生计的普通老百姓所能及。首先，隐士隐居是要有一定经济基础的，最基本的也要有日常衣食住的生存条件。为官敛财，尔后急流勇退的“隐士”自然没有此等的烦恼，厚禄供养的“贤臣”变“雅士”也无此忧，家有良田房舍的遗臣老少也无需之烦。若靠兜卖自己的心境，拿笔墨养趣恐怕还不及樵夫渔翁活得自在。谁不知中国之书画为官玩雅之物，不入仕又怎能衣食不忧呢；更知晓名为官起，文为官捧，不与官场交媾又怎能名扬四海呢。所以，要做隐士，得有一定经济来源作保证，否则即使做了“隐士”，也是隐不隐都一回事儿。故鲁迅先生在《且杂亭杂文·隐士》中说：“凡是有名的隐士，他总是已经有了‘悠哉游裁，聊以卒岁’的幸福的。倘不然，朝砍柴，昼耕田，晚浇菜，夜织履，又那有吸烟品茗，吟诗作文的闲暇？”

传统的隐士文化源自小农社会的产物，这是聚财后的仕人，富家退居后的闲人，看破红尘的学人，追求的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自恋和笑世的隐逸心态。这种所谓的隐士文化，其根源在于政治浑浊和强权统治，是独夫民贼压制民权而孕育出的文化。《南史·隐逸》有云：“夫独往之人，皆禀偏介之性，不能摧志屈道，借誉期通。若使夫遇见信之主，逢时来之运，岂其放情江海，取逸丘樊？不得已而然故也。”故而，隐士表面上超脱，在意识形态上也表现出超脱，实则内心都有无穷的痛苦。